小时候学过一篇关于《年》的课文——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种最凶猛的野兽叫作“年”，它长着狮子头，牛身子，生气时大吼一声，地动山摇。每当天寒地冻的时候，山中缺少食物，“年”便跑出深山，窜进村庄吃掉人畜，弄得人们不得安宁。人们和“年”不知斗了多久，渐渐地，人们发现“年”有三怕：一怕红色；二怕火光；三怕响声。于是，到了冬末，家家户户就张灯结彩，贴春联，放鞭炮，敲锣打鼓，团团围坐，吃年夜饭。这种风俗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这就是“过年”。
这是我最早从书中获得关于“年”的解释。孩童时，什么鬼怪神灵都能当真，学完回家便紧张又忧虑地讲给大人听，大人们往往是忙着手里的活儿，随便应几句。孩子们并不罢休，每次看大人不以为然，便追着说：“这是真的！你们还不相信！”
自打知道“年”是大怪兽的童年，一到腊月，晚上出院门都慌慌张张的，想象着年兽突然窜出来，撑破狭窄的小巷，小孩儿只能从年兽脚趾缝里逃命。腊月的夜又寂静又清冷，大人们还在堂屋里、厨房里忙碌着，小孩都被催着先上床，可睡着睡着就胡思乱想起来，于是憋住气，狠狠下个决心，猛地把眼一睁，屋里还是一片寂静，只听得被窝里“咚咚咚”的心跳声，感觉都能把棉被振动了。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除夕夜的大戏可不是年夜饭和春晚，而是“贴春联、贴挂钱儿”。架梯子、洗门框、刷窗棂、调面糊、到最后全部贴完，都得赶在太阳下山前要做完。妈妈说：老祖宗传下来的，男人才能贴，女人家不能烧纸、不能贴对联儿……无奈，家中我是独女，只能勉强充数，给爸爸打下手，数哪个门贴多少挂钱儿，再看看哪个房间贴什么对联。这些事，通常妈妈是不需要操心的，她只管在厨房里烧鱼烧肉烧鸡。走进走出间，抬头瞟一眼，多半都是埋怨：才贴这么点儿！这个斜了，那个歪了！本来就累得够呛的爸爸自然不会虚心接受，结果便是骂小孩了。因而，打小我便知道了，大年三十要听话，大人越忙，小孩越要听话。
农村的屋子、门啊，真是多。贴完堂屋贴房间，房间贴完贴厨房，家前屋后全贴上了，还要到码头、船上再贴一贴。贴到最后，手都被面糊黏黑了，冷风吹得手也冻僵了、麻了。眼看着夜色就要降临，妈妈便把我喊到灶台前，打上热水，催促我洗手吃饭。年夜饭吃的什么真已记不得，只有这一年又一年的贴刮，仍能让我记起那个烦恼劲儿。
老家的房子前后是挤在一起的，前家的后墙便是我家的南墙，不大的院子里，放上一串鞭炮，便是地动山摇一样猛烈。每正月初一到初十，爸爸都会在夜里12点起床放鞭炮，睡一觉到早上，起来第一件事还是放鞭炮，爆竹纸味儿串得满屋子都是，不过一点不难闻。
头天晚上妈妈就交代了，初一的早上起床是不能要大人喊的。我便问：那我什么时候起？妈妈说：大人起，你就起。好像有几年我醒的早，却没敢动身，直到爸妈衣服穿好下床，我才从被子里伸出手，佯装才醒。初一的早上也是非常神圣的，爸妈不说话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生怕说错了，挨大人一个严厉的横眼。过年是不能说呆话的，什么死啊、不得命啊、刀啊，这些都不能说。这些也都是头天晚上妈妈就交代的。
过年的规矩真多，还有一项非常有趣。妈妈说女人一年忙到头，初一到初六不需要煮饭，由男人煮饭。这一习俗也让我深信不疑，一直到我出嫁，可婆家的男人一律不会下厨房，这让我非常诧异，为什么他们不守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呢？我问婆妈妈，她边在厨房洗洗刷刷，边笑哈哈地说没听过这规矩。我的爸爸是能将这六天的饭煮得非常好的男人，我的妈妈对饭菜的挑剔也仅在这六天表露得毫不掩饰。每每想到这事儿，我都禁不住地甜笑，好可爱的规矩，定得真好！
如今的过年，早就没了幼年时对妖魔的恐惧，有时除夕夜想帮爸爸打下手贴春联，爸爸总不让我动手，说春联挂钱儿都是带自粘胶的，贴起来很方便。走到厨房，妈妈也不再忙着烫粉包圆子了，一大袋芝麻汤圆够吃好几天。如今的过年，个个都说没了年味儿，新衣服不再等到过年才有的穿，好吃的不再省着到过年吃，连烟花鞭炮都不肯随意放了。
爸妈都是抖音迷，今年爸爸讲了，抖音上说：大年初一有七个不，一、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二、出嫁的女儿不能回娘家，三、不可以打扫卫生，四、早上不可以喝粥，五、不可以动针、刀、线，六、不能劈柴火，七、不能借钱。
爸爸说得一本正经，我便笑着一一照办，守规矩不代表守旧，反而让我们对“年”的意义多了一份尊重和虔诚，心中有规矩、有敬畏，我觉这个年反而有味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