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紧急声明，就网民新挖出来的“精日”分子季子越事件表态：已经成立调查小组，如确系国科大学生发表的不当言论，将依据校规校纪做出严肃处理。
“精日”分子的再次冒头，又一次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精日”分子为了认贼为父，将自己与同胞切割，不惜以伤害民族感情为代价，撕裂民族的历史伤口，挑战民族的历史记忆，亵渎民族的历史尊严，令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震怒，正如王毅外长所讲，他们是“中国人的败类”！
从厦门大学的女研究生田佳良，再到国科大的硕士生季子越，“精日”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我们除了怒斥，是不是更应当反思追问？
一、我们的历史教育起作用了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好历史，既可以厚实自己的文化底蕴，更可以端正自己的历史观。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整个社会都有可能造成震荡，近年来的香港问题就是一个教训。中华民族从1894年到1945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耻辱都是“日本制造”，深深铭刻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精日”分子的不断出现，这说明我们的历史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君不见？身边所谓的历史教育竟也融入了应试教育，化成了一堆冰冷的分数，分数高就是学生历史学得好，均分高就是教师历史教得好。教育者从不去考虑学生究竟有没有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从不去考虑学生已经形成的历史观是否与主流历史观相一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要根除“精日”分子，如何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就是摆在教育人面前的一道必考题。
二、我们的思政教育成功了吗？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一环，“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是思政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思政教育不只是培养听话、懂事的“乖孩子”，更应是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回首过往、环顾周边，我们的思政教育确曾有过弱化，甚至是边缘化的现象。思政教育过去更多是冷冰冰的唱高调，没有温度，也不接地气。思政教育以前也只是思政教师的，没有形成教育的合力。
更有甚者，一少部分教师，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捧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用求全责备来换掌声、换崇拜，根本不去客观分析党的历史功绩和执政成就。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教师中也一定有深藏的“精日”分子，或是根植于内心的“精日”思想，比如大名鼎鼎的湖北大学研究生导师梁艳萍。这一小撮人的作用不可小觑，往往他们就是滋生“精日”分子的温床。
而且，不严谨的思政教育，有时还培养了一批的“两面人”“投机者”。谁都不会想到“洁洁良”事件的女主角田佳良竟然还是一名“中共党员”，且还担任厦门大学2015级硕士生第三党支部书记。湖北大学研究生导师梁艳萍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三、我们的家庭教育又充当了什么角色？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导师，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孩子。每一个“精日”分子出现的背后，我相信一定有一个“三观”不正的家庭。如许可馨的“成长”与堕落，从她的语言的暗示中就可以推知其父母之嘴脸。
家庭教育首先是父母的自我教育，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子女早期的性格与人格的塑造与建构，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影响着孩子的一生。如果家庭的思政教育缺位，那学校教育再怎么补位，所起的作用都将有限。
四、我们的社会教育又做了些什么？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社会深陷于“娱乐至死”的窘境，从电视到电影、从小说到小品、从政治到历史，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媒体、商业、甚至是教育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尤其是对待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抗日神剧一部接着一部。但抗日神剧没有毁损日本的形象，反倒是带偏了人们的历史观，毒害了一批年青人。一个连对自己民族的屈辱历史都不正经的国家，何谈培养全民的正确历史观？“精日”分子的出现，我们的社会难辞其咎。
同时，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究竟该如何对“精日”分子们进行打击一直是个空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精日”分子的猖獗。大概不到一年前，一批的“精日”分子被集中处理，法律给予的界定仅仅是寻衅滋事。对于梁艳萍和田佳良的处理也仅仅是开除党籍、停职或退学了事。还远远达不到德国对纳粹分子的打击力度。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讲，“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精日”分子一再出现，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应对。
（2020年6月28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