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韩志孝教授点评我的《面对“精日”，除了怒斥，更当反思》一文时，说“反思很深入，观点也很鲜明，特别是当下，我们必须严肃处理此类事件与个例。但从文章结构看，问题摆出来了，原因也分析了，是否能针对性的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会更好。”韩教授不愧是国家“万人计划”的职教专家，一眼就看出了文章的短板和缺陷。为了保证上文的完整性，我只好尝试继续追踪剖析“精日”现象。
个人认为，同是一名中国人，“精日”分子却一再罔顾历史事实，撩拨中华民族伤疤，践踏中国人民尊严，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因为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已经从根本上区别于常人了，完全活在自我的虚拟世界中。分析一些“精日”案例，按症状和危害，可大致将“精日型精神病”分成三种层级：
轻度“精日型精神病”。这类病例在一些社会边缘群体，特别是在一些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年青人中发病率较高。他们平时游走于社会主流群体之外，企图通过一些“精日”活动标新立异，求旁人关注、求心理安慰，无所谓道德底线，只要能吸引眼球，全然不会顾及公众感受。就像少数网红经常将自己裹上瘆人的异性服装招摇过市一样，轻度“精日型精神病”患者往往会在重要的纪念日穿上日本帝国主义军服，在一些抗战遗址摆个POSE，发个朋友圈，以庸俗化、娱乐化的方式消费历史苦难。这类病例有一定的社会危害，但危害程度有限。只要加大执法打击力度，这些患者自会偃旗息鼓。近两年来，对于此类现象公安机关“露头就打”，轻度“精日型精神病”发病率明显降低。
中度“精日型精神病”。这类病例主要是因为“哈日”过度，走火入魔所致。大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国文化市场 “日本制造”逐步泛滥成灾，日本文化输出对我国传统文化浸染严重，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主流价值观。一部分群体从小就受日本动漫熏陶，长大后又被日本网游控制，长期活在虚拟世界里，社会真实感不强，对历史缺乏客观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历史真相，对日本文化产生极度崇拜和认同心理。中度“精日型精神病”患者已经入戏很深，将日本看成是他的“精神母国”，在他们看来，日本的月亮真的是全世界最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中度患者仿照日式建筑布置房屋格局，为自己在中国营造了一个个“倭寇街”。购买日本流行服饰和生活用品，讲日本流行俚语。甚至为了让自己的言谈举止、生活习惯更像日本人，他们学日语、穿和服、吃料理、坐榻榻米。这类患者已经有很大的危害性了，有着很强的“传染性”和“遗传性”——传染给身边的人、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要想治愈这一类患者，绝非一日之功了。笔者个人开出的处方有：优化近代历史教育方式，让近代屈辱历史入脑入心，形成主流历史价值观；深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理清日本文化起源，提升文化自信；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中华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增强抵御文化侵略的能力；净化“娱乐至死”风气，杜绝对民族屈辱史的儿戏化。
重度“精日型精神病”。重症患者也是历史虚无者，否定、美化日本侵华历史，拒绝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惜为日军暴行洗地，极端崇拜大和民族，极度仇恨自我民族，自认为“生在错误的国家”，自拜“安倍”为父，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可怕的是，这类重症患者往往都是高知人群，而且“大隐隐于市”，藏匿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的占据着高校讲坛，如湖北大学研究生导师梁艳萍；有的主宰着文化走向，如借推广所谓的“民国文化大师”为由，将鼓吹“大东亚共荣”的汉奸章克标也捧为“文化百岁老人”；有的左右着网络舆情，如以揭密所谓的“真相”为由，大肆抹黑攻击开国领袖、英雄人物，甚至将张自忠、杨靖宇、左权、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等抗日英雄都黑了个遍。这类重症“精日型精神病”患者危害性、繁殖力极强，近两年曝光的从厦门大学女研究生田佳良，到国科大硕士生季子越其实都是重症“精日型精神病”患者的“重二代”。这类患者已经病入膏肓，基本无药可救了。只有启用重典对他们进行“刮骨疗毒”，或是彻底进行切割剥离。一要定期进行体制内“体检”，及时查找出“病灶”；二要快速进行内外科手术，封锁“精日”毒瘤的扩散；三是查找病发原因，用完善的立法、强势的执法和坚决的打击，铲除滋生“精日”的温床。
要完全杜绝“精日”现象，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渐进的过程。但我想，只要两个一百年目标如期实现，中国综合实力强大了，每一位中国人自然会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当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之时，“大唐盛景”亦将重现，“精日”自然消亡。
（2020年6月2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