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承办的本次培训，那么培训的项目菜单上必然少不了有关陶行知先生的内容，果然，本次培训邀请省陶研会的副会长王铁军先生为我们做了专题讲座。王教授1944年出生，已是76岁高龄了，但老人家备课不含糊，精心准备了一份长达157页的PPT，饱含深情地为我们详细讲述“行知精神”的前世今生，并言之谆谆、意之殷殷对我们寄予厚望，讲座的标题就是《学习陶行知，用整个的心做校长》。
我估计在中国，说起陶行知先生，没有一位教育人不会不知道，但真正全面了解先生思想的不会太多，往往只是停留在片言只语字面上的理解。反正很早以前的我就是这样的，最为熟悉的也仅仅是那两句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䓍去”。通过这次讲座，我才算真正的“走近”了先生，管窥了先生思想的“全貌”。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最具有平民情结的、影响最深远、最有原创力的人民教育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他的名言“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毕生为举办“真的教育、活的教育、健全的教育、主人的教育”而奔走呼吁，倡导和实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可先生的思想在当下变成了一个个响亮的口号和一幅幅显眼的标语，学校的空气和泥土中弥漫的依然是先生所憎恶的“假的教育、死的教育、残废的教育、奴隶的教育”。正像有人调侃的一样，“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此情此景，其实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学森之问”和“钱理群之忧”。
一个是在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另一个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试问如何破解？答案是有的，但过程是漫长的。朱永新先生力推新教育实验也有好多年了，提出的路线图可谓详尽，十大行动具体而可操作，但“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追求仍然在路上。而且，相当多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学校，最终还是以学生的分数来衡量新教育实验的成绩，比如说“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的落脚点（也是宣传点），就成了语文成绩的提升与否。更为恐怖的是，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创新”地将应试教育的手段延伸至对教师的评价和管理中。
即使是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传入中国，也遭遇水土不服。“通识教育指的是学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其初衷本身就是反功利主义，把培养具有美德并具备审慎生活态度的公民精英作为的目标。但通识教育中一些人文类的科目在我们的学校，要么被忽视和边缘化，要么就成为功利主义和工具教育的附庸，比如说“政史地中考”或“文科高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谓的重视，就是将一个个原来生动活泼的通识教育，变成了一门门死记硬背的考试学科。
新时代的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后的今天，“南京一中事件”让我们看到“行知理想”的渐行渐远，或许假设先生再世我估计也难扭转乾坤，因为在教育的“剧场效应”下，谁敢坐下来，谁敢让谁先坐下来？这次培训中吕林海教授在分析比较国内外Pisa数据时，也得出结论——“中国人获得的是分数的第一，丧失的却是生活的幸福感。”应试教育的“高竞争性、高选拔性，丧失了人的幸福感。”据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何我们的学生生在如此幸福的今天，却心理问题频发，跳楼事件一再上演，这是孩子们在用他们生命在进行抗争啊！面对一个个鲜活生命逝去的惨剧，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社会难道不应该“悬崖勒马”吗？
应试教育的大潮不退，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未来。庆幸的是，党和国家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习近平同志的三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就是对教育的总动员，相信不久的将来“行知精神”终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手里不应该拿着鞭子，而应该举着旗帜，走在前面。”我愿和培训班的同仁一道努力，为实践先生的教育理想而坚定前行。
（2020年10月2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