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下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翟学伟先生为我们做了一场题为《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的讲座。翟教授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大学学习社会学，硕士攻读法学，后获史学博士学位，任职又为南大心理系主任。根据相关介绍，他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探究中国社会关系的第一人，可谓是一位本土社会关系学家。
翟教授用较大篇幅为我们介绍了西方世界思维方式和中国为主的东方世界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个性、文化、思想上的差异，甚至是文明、政治、军事的冲突。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用二元思维模式看问题，强调自我发展、二元对立；东方人集体主义观念强，思维模式为多元和合，强调相互影响、兼容并包。
与西方人的非此即彼、强烈排他不同，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和合共生，一幅阴阳八卦图最能反映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说，中国人的“和”文化，正是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根本原因，中原大地曾多次被外族入侵、统治，但最终都被我们同化，即使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终究还是“分久必合”，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与西方人强调个体绝对独立的思维习惯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注重整体的关联性。笔者从教育的角度，将中国人思维特征归纳为四点：一、“关联性”思维。认为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相互影响的，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二、“转折性”思维。认为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崇圣性”思维（或称权威心理）。遵从“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西方人则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四、“功利性”思维（或称实用思维）。如“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理解以上思维特征，就容易理解择校热现象的心理驱动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中国的家长更可怜，为了培养子女，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树欲静而风不止”，感觉最近的20年多，家长的过度焦虑，甚至搅动教育的全局。教育人眼中的“教育无小事”，变成了家长“实操”层面的“精致追求”，且无论是份内份外——“择校”之后再“择班”，“择师”之后还要“择校长”。
受“功利性”思维的驱动，希望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从幼托班、幼儿园开始，家长就开始“盲动”，掀开择校大幕。这就为一些擅长“包装”宣传的民办幼教机构提供了无限商机。“桑树条儿从小抈”，幼儿时期和小学时期，本是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公民素养教育最佳时期，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远超其他。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本末倒置，分数成了唯一的追求。分数高低就成了评价学生甚至是学校的唯一标准。一些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的学校也成了家长追逐的热门。
受“崇圣性”思维的驱动，总以为“名校有名师”“名师在名校”“名师出高徒”，从不考虑子女个体的差异性，也不分析子女个体的可塑性，好似名校教师就有“点石成金”的金手指一样。而家长的这种心理，早就被一些教育的“投机者”抓住，长达二十多年，家长的财富好似一茬茬韭菜，被收割了一轮又一轮。一些所谓的名校赚得盆满钵满，一些名校教师也成了百万身价。
在“关联性”思维和“转折性”思维的驱动下，父母总希望通过择校以达到“孟母三迁”之功效。孩子成绩好，家长希望其在名校的良好氛围影响下，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绩不好的孩子，家长希望其能受其他孩子的感召和带动，而“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而且，部分家长的“目光”“长远”到让人无语，身边就有家长认为，现在扔掉一些钱，即使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若干年之后的同学关系也是孩子一笔丰富“资源”。
正如翟学伟教授所讲，中国人以前没有IQ（智商）的慨念，总感觉“孩子是自己家的好”，很少有客观的认识。过于相信环境的影响，最终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只要是人，生来就有差别。有的孩子天赋异禀，稍加点拨就成绩优异，根本无需要择校；有的孩子天生就是技能型的，动手能力强，但成绩一般，即便择校也未必如愿。但是，能认识个体差异，尊重差别，回归教育的本真，“四海之大，有几人欤？”
教育没有神话，学校不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教师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手指。一个学霸的练成，天资是基础，习惯最关键，家长是掌舵人，教师只是学生划浆时的鸣锣者。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却在喧闹中迷失了方向、颠倒了主次。当前，择校热甚至择班热业已成为社会的恶俗，不光催生了教育的“剧场效应”，有时也滋生了社会的“阴暗面”，在一些地区，教育竟成了“拼爹”的主战场，让一个个看得见看不见的“严书记”带偏了教育的节奏。
择校热，应休矣。
（2020年10月9日下午完稿，此篇为“参加中职校长省培感悟”终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