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谏,即规劝谏诤,语出唐·元稹《连昌宫词》:“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自古以来,劝谏帝王,“批龙麟,逆圣听”,就是件冒险的事,一旦龙颜大怒,轻则罢官,重则陨首。因此,劝谏也是要讲究艺术的。

唐相魏征,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因其直言进谏,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佳话。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初期,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但此后逐渐骄奢忘本,劳民伤财。魏征看到了繁荣后面的危机,“频上四书,以陈得失”。唐太宗看了幡然醒悟,从谏改过。《谏太宗十思疏》是其中的第二疏,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太宗说它“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批览亡倦,每达宵分”。唐太宗训戒太子时所用的比喻“载舟覆舟”就来自这篇奏疏。

魏征要让唐太宗接受自己的“十思”建议,就必须把道理讲得清晰而有说服力。

这篇疏奏有以下几个特色:

1.思路严谨而洒脱。

文章的中心在劝太宗“积其德义”。

第一段以“自然之道”——要树长得高必须固其根,要水流得远必须浚其源,引出“人君之道”——要国家安定则必须积其德。再从反面一一对比,强调德不厚而国治是不可能的。 接着小结,当人器之重的人君若无德,则与用违反“自然之道”的手段去追求“木茂”“流长”一样,是荒谬的。

第一段以喻开头,以喻收尾,首尾相衔,浑然一体。

第二段从历史规律的角度论述,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展开。先概述历史现象:殷忧道著,功成德衰;善始者繁,克终者寡。再分析其中道理:殷忧则竭诚待下,功成则纵情傲物。进而引出不同结果:竭诚待下则吴越这样的仇敌也能结成一家;纵情傲物则骨肉亲人也会形同陌路,到那时,即使施以严刑,百姓也不会心服怀仁,国家就会有覆亡的危险。

第二段的思路依两条线而下,善始——殷忧——一体,难终——傲物——陌路,步步推进,环环相扣,条理分明,井然有序。

一、 二两段都旨在阐述人君“积其德义”的必要性,第三段在前两段讲清了必要性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德义”的内涵——“十思”。“十思”又可分为五个角度,一是从个人欲望角度戒奢侈无度,二是从身居高位的角度戒骄傲自满,三是从游乐放松的角度戒纵欲懈怠,四是从对待谗言的角度戒听信谗言,五是从赏赐处罚的角度戒滥施赏罚。“十思”即十种美德,魏征意在告诫太宗要自律。最后又展示一幅美好的前景:“文武争驰”“垂拱”而治,不必自己劳神费思地去代替百官行使职权了。

全文思路清晰,层层相因,而写法又曲折有致,摇曳多姿。

2.句式严整而灵动。

这篇疏奏多用骈偶,或排比,或对偶,或长或短,错落出之。

开篇先用几组整齐的对偶,气沉丹田,稳稳道来。第二段论及历史规律时,长短句杂用,尤其最后,连用四个四字短句,“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节奏急迫,恳切之情溢于言表。“十思”则用整齐的排比,一气呵成,一吐为快,一腔热血,一片衷心。全文末句却又换用散句,语重心长。

综观全篇,韵律和谐,铿锵成韵,或整或散,灵动洒脱,有一种不容置喙的雄辩力量。

3.辞色严切而恭敬。

既然谏书是给帝王提批评意见的,是有性命之虞的,这就需要进谏者不仅有勇力,直击要害,而且有言辞的技巧。

魏征在这篇奏章中直陈人君最怕看到的局面以警醒太宗:如果不能积其德义,哪怕严刑督责威怒恐吓,百姓也不会“怀仁”“心服”,最终只能导致“覆舟”。用“虽……终……”的句式,语气肯定,不容置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则是严肃地指出问题的重要性。

作为臣子对国君的劝谏,态度又必须恭敬,这样既显君臣之别,又让国君能愉快地从谏。文中称“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竭力强调人君之重,以示恭敬。文末“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为国君着想,委婉劝说,以示诚意。

想必国君看明白这几点,都会凛然心动、欣然从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