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风来得猝不及防,裹着深秋的寒意扑在车窗上,我握着方向盘,看着路面上的落叶被风卷着,一圈又一圈地打转,像极了心里突然涌上来的压抑,沉甸甸的,散不开。
等红灯的间隙,我下意识地低头,目光落在左手食指的伤疤上——那道几乎去了半块肉的印记,凹凸不平地趴在指腹,指尖触到,几乎是瞬间,让我又想起了他,我的弟弟。弟弟生下来就带着严重的小儿麻痹症,遗传了二婶,走路摇摇晃晃,速度慢得很,可他总爱黏着我。这道伤疤,是童年里一段清晰又心疼的记忆。那天我偷偷跑出去,跟村里的小伙伴在河边玩,把他抛在了脑后。他找不到我,急得在村里到处转,最后跌跌撞撞追到河边——农村的河边总堆着些碎碗、碎玻璃、碎瓦片,他看见我,又急又委屈,顺手捡起一块碎瓦片,不知轻重地朝我扔了过来。就那一下,我的左手食指被划开一个大口子,肉都掀了起来,血一下子涌了出来。我疼得直哭,他也吓傻了,摇摇晃晃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角哽咽着喊我的名字:“对不起……我找不到你,我好怕……”我边跑边哭,回家找到奶奶给我包扎,他小小的身子在发抖,反复念着我的名字,像在求我原谅。
八岁那年,我要进城读书了,我离开的时候,看着他摇摇晃晃追在我身后跑,小小的身影越来越远,嘴里还在不停地喊我的名字,我的心像被揪得生疼。从那以后,我只能逢年过节才回一次老家。大概十岁左右,弟弟的腿彻底不行了,再也站不起来,轮椅成了他离不开的伙伴。可每次我回去,远远地就能看见他推着轮椅,安安静静坐在家门口,眼睛望着我回来的方向。看到我的身影,他的眼睛会一下子亮起来,嘴角咧开笑,努力转着轮椅想朝我靠近,嘴里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声音里满是雀跃。
他十九岁那年,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先走到他的轮椅边,用手摸着他的头,笑着跟他说:“过了年,你就20岁啦。”他总会仰起脸,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一遍遍地喊我的名字,笑着点头,像个盼着礼物的孩子。我总在心里盘算,等他20岁,一定要好好给他过个生日,买个带着蜡烛的蛋糕,让他也体验一次吹蜡烛、许心愿的快乐,那该是多温暖的事啊。这个约定,像一颗小小的种子,藏在我心里,也藏在他一次次喊我名字的期待里。
可我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大年三十的晚上,他跟我和奶奶睡在一个房间,夜里疼得睡不着,小声喊我的名字:“我很疼……桌子上有剪刀,你拿剪刀戳死我吧……”我强忍着眼泪安慰他,又摸了摸他的头,说:“再等等,过了初一就是新年,你就20岁了,我给你过生日。”他似懂非懂地应着,声音微弱得像一阵风。可大年初一的早上,他的气息一点点变弱,最后在我面前轻轻闭上了眼睛。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亲人慢慢咽气,心里像被生生挖走了一块,空落落的疼——我再也不能摸着他的头,说那句“过了年你就20岁啦”,再也听不到他喊我的名字了。
按老家的规矩,父母在世,没成家的孩子是“讨债鬼”,长辈不能送。大年初三,我和哥哥抱着那个小小的骨灰盒,一步步走到村外的桥上。寒风吹着脸颊,我打开盒子,让他的骨灰随着河水飘远,心里一遍遍地默念:对不起,没能给你过成20岁生日。下次投胎,一定要健健康康的,不用再疼,能好好跑,能好好跳。
前两天二伯七十大寿,看着二伯被家人围着拥抱、笑得眼泛泪光,我又想起了弟弟。如果他还在,该也会坐在轮椅上,笑着喊我的名字,等着我摸他的头,盼着那个迟到的20岁生日吧。可这世上没有如果,只剩下回忆——八岁前的朝夕相伴,八岁后他坐在门口喊我名字的身影,十九岁那年摸着头说的二十岁约定,指尖那道带着温度的伤疤。
风还在吹,寒意浸进骨子里,可指尖的伤疤、掌心仿佛还留着摸他头发的触感。我知道,弟弟没有真正离开,他藏在这道伤疤里,藏在门口等待的身影里,藏在那句没说尽的“过了年你就20岁啦”里,藏在我安稳工作的每一天里。他用另一种方式,陪着我,护着我,把我们曾经的时光,酿成了我心里最柔软也最珍贵的惦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