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觉新和他的原型

沿着历史长廊,从我们的祖先延至我们,已历经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而历史长河的水经过封建社会时却滞固了许久许久,造就了很多辛酸、曲折、痛苦的故事。直到上个世纪初期的大学生们的一声“怒吼”震撼了这条河,它开始复苏,开始有生命力。活水与死水在撞击过程中不断溅起火花,有很多文人志士都用文章讲述了那汹涌的场面,成功者不乏其人,而我觉得写得最为深刻的当属巴金的《家》。

《家》写于1931年,同年以《激流》为名在上海连载,1933年出版单行本,改名为《家》。

《家》以五四运动后数年间的四川成都为背景,通过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官僚大家庭高公馆没落、崩溃的故事,悲愤地控诉了封建家长制和旧礼教吃人的罪恶,痛切地批判了“作揖哲学”和“不抵抗主义”,热情地赞颂了年轻一代的觉悟和反抗,形象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家》的深刻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塑造众多而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体现出来的。

觉新无疑是巴金为现代文学史提供的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形象。觉新具有着双重性格,处处讲求“作揖主义”。他又是这一房的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是长孙,这决定了他出生后的命运。他相貌清秀,自小聪慧。上中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他喜欢化学,将来打算到京、沪名牌大学深造,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中学刚毕业,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又让他马上就业,自己挣钱过活。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半年后结了婚,不到二十岁就步入社会。为自己破灭了的梦想和爱情,他曾绝望地痛哭。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了,这一房的责任全落在了他的肩上:上有继母,下有两个未嫁的妹妹和两个上学的弟弟。两年后,五四运动发生了。他和弟弟们被新思想吸引,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这时,他俨然成了一个处处逆来顺受。他没能保护心爱的两个女人。他与青梅竹马的表妹钱梅芬相爱很深,长辈间赌气,借口八字不合,不让他们结合。他没有反抗,默默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梅挹郁终生,嫁而新寡,一年后吐血而死。妻子李瑞珏临产时恰逢祖父去世,陈姨太说要避“血光之灾”,将她赶到城外分娩。觉新也妥协了。结果,瑞珏难产而亡。“无抵抗主义”使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爱情和前途。他还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者的资格”。他不仅自己做殉葬品,还按祖父的意志,把参加学潮的觉慧囚在家里;他和叔父合谋,把觉民办的报纸赶出商场。得知爷爷让冯乐山给觉民提琴,明知觉民与琴相爱,还劝觉民“顺从爷爷”。小说又写了他生性厚道善良,因此,他精神上会承受更大的痛苦。他热爱自己的弟弟,最终还是支持觉民逃婚了;在觉慧离家出走时,他打破了双重性格,抛开了“作揖哲学”,为他筹措路费。他还在心里说: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你们看着吧,家里头并不会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

觉新,作为旧时代封建大家庭中的“长子形象”的代言人。他处在父代与子代矛盾冲突的夹缝之间,并进而演化为矛盾双方斗争的焦点。觉新的形象构成了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一种引人注目的“长子形象”。觉新的一生,与其说是一个性格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生活、社会和时代的悲剧。而《大哥》里头老大陈文海,则是新时代“长子形象”的代言人,尽管两者的阶级属性和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的时代背景、冲突性质、社会道德评判体系迥然不同,但两者忍辱负重,甘于自我牺牲,顾全大局和吃苦能干的性格特征却是一脉相承。[1]

觉新的性格,既有善良的,可怜的,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他又是一种惰力。巴金对于觉新性格的发掘,其典型意义远远超过幼稚、反抗型的觉慧形象。这是作家对于百年来传统教育下形成的一种国民性的批判。

其实,无论哪位作家,他所写出的文章素材都是源于生活,文章的深刻性体现了作者体验这种生活的程度。一部小说的创作,作者应该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明确的创作动机。巴金也曾说过:“书中那些人物都是我所爱过的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要写一部《家》,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宣告一个不合理制,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走上崩溃的路,走到他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2]

巴金同样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他的生活环境为他写《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他同样有一位大哥,他大哥的形象与觉新并无很大的区别。在巴金的眼里大哥不仅是大哥,还是父亲的形象,在巴金的生活中,大哥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哥带领他们一起阅读新报刊,接受新思想;大哥过早地担负起长孙的责任,在感受新生活新思想后,又无奈地返回原地,在大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内讧中疲于奔命;大哥清醒,但却软弱,不得不勉力为之的痛苦一直缠绕着他;大哥不能离开家庭,但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巴金和三哥前往上海,后来又竭力资助巴金前往法国;大哥本指望外出的弟弟们学到一种专长,然后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对巴金从事政治活动感到失望,但当得知巴金要以李家生活来写小说时,他又表示理解并热情鼓励。巴金与大哥的最后一面是在1929年的上海。在这次见面中,巴金向大哥谈了这个设想,大哥立即表示支持。几个月后,,他给大哥的信中又提起要写《春梦》(在从法国回来的途中写了一些片段,并起名为“春梦”的想法),大哥给他回了信:“《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我家的历史可以代表一般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可以说,大哥的这封信对他是极大的鼓舞,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

但这本书,甚至一张纸片,大哥都没能看到,他的生命正好结束于小说发表的那一天。4月19日,大哥死了,在巴金眼里他是一个旧时代的牺牲品: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巴金对大哥做了如此的总结[3],而他留给我的却是:难以理解,就是如此清醒、如此有见识的人最后竟选择了自杀的路。

大哥就这样走了,但他并没有消失,作为《家》中觉新的人物原型,他的故事,他的性格在巴金笔下复活了。然而在小说中,巴金改变了大哥的命运。在《激流三部曲》全书的结尾,他不让觉新自杀,相反,在分家之后,过了几天清净日子。收房续弦的翠环给了他满是创伤的心以莫大的安慰。他还在给三弟觉慧的信上说:“我的上进心并未死去。”他的生命之树绽出了新的生机。《家》的全部结构是巴金得到大哥噩耗的那晚彻夜难眠,一再思索后决定下来的。他将以大哥为原型塑造的觉新作为全书主人公,以他的活动为主线串联情节。在二十世纪初,五四以后,两种制度交汇的时候出现的这一人物是今天的青年难以理解的,但正是这一形象留下了这一特定时代的面影。觉新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丰满,最复杂,也是最真实的形象,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的成功的文学典型之一。

在写作《家》时,对觉新性格巴金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但他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就在他自己身上,恰恰同样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觉新性格的弱点,而且,一直要到晚年,他才如同大梦初醒一般意识到这一点。其实历史就是如此无情而复杂。认识到原来自己在性格上也是“觉新”,这是巴金在写作《随想录》过程中进行历史反思是特别强调的一点。1980年在又一次回忆《家》时上午写作时,他说:“我在我自己身上发现了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打我自己。”1985年,他又说:“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做斗争。”

读这样的描述,我看到历史远景中一个瘦小的身躯,颤颤巍巍地向远方走去。身影一点儿一点儿变得越来越小,一直融入《激流》高家的庭院中。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觉新在叹息。

我对那个时代的人物性格不是很了解,我为觉慧那样的青年而感到敬佩,因为生在如此开放的世界里的我不会拥有如此反叛的性格,而对于觉新,我对他的感情除了同情与可怜,扪心自问:我不该唾弃他。甚至从现实社会中可以折射出千万个他的形象,就在我们这一群被人冠名为所谓的“大学生”中仍有无数个觉新的影子。我不敢妄为地去批判这个人物,因为怕看得不够透彻。

这篇文章写到此,我似乎都不知要如何画上句号,因为我所看得不够深,因为生活赋予给我的没有历史那么沉重,我对生活的认识也远不能与巴金--这位时代的骄子,叱咤文坛的巨人相提并论,但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深思:难道仅是年迈的巴金会发现自己有觉新的东西,生活在新世纪的新新人类们呢?

那只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不要再次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将历史的话剧一直上演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