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因为受朋友的邀请,我开着车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傍晚六点左右路上的车川流不息,我由西向东开在307县道梁徐岭家路段,很快便到了。朋友订的酒店在路的北面,我提前打好转向灯降低车速准备左拐,这时,我看到前面来了一辆速度较快的大卡车,因为记得“十次车祸九次快”的警言,所以我想等这辆车过去之后再左拐。正在这时,我听见车后“咚”的一声,车身也轻微的震动了一下,我意识到我的车被追尾了。路上来往的车很多,为了安全的考虑,我把车拐到北边路边停了车。我下车后赶紧走向事故的现场,还没看清具体情况,这时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就指着我吼道:“你怎么开车的,连转向灯都不开?”“你怎么撞了人开了就跑?”我一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先发制人”?我反驳说:“我到前面就停车了,是他的车撞了我!我明明开了转向灯的啊。”这时那个人继续指着我的车说:“你看,你的车现在转向灯亮着吗?”哎!都怪我太冷静,下车后还是按照正常的习惯先回拨转向灯再熄火。不过,是他追尾而不是我撞了他或者是他和我的车侧面碰擦,所以退一步讲与是否打了转向灯一点关系也没有。无奈由于思想准备没有他充分,所以无论是音量还是动作表情在他面前我都处于下风。不管他,我先看肇事者要紧。只看见一辆电瓶车和一个中年男人倒在路中间,车前盖破碎了一地,车子下方有两股液体一直顺着路的坡度流到路边,我借着手机的光看了一下,不是红色,我稍稍放心了些。那人躺在地上不动,嘴里一口酒气,说话吞吞吐吐典型的酒精综合症,但言语中有几个字特别坚定和清楚“快报警!”听到这几个字,刚才那个中年男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掏出了手机迅速的拨出了110。为了避免冷场,我关切地问:“打通了吗?”“请他们快点来。”“谢谢啊。”既然报了警,我就静静地等待交通警察的到来。可是这时我不愿见到的情形发生了:请客的朋友听说这里出了事,赶紧过来帮忙。朋友是个事业上比较成功的人,处事也比较圆滑,他一边把肇事者扶起来,一边和对方的几个人套近乎。当他准备继续去把车辆扶起来的时候,我阻止了他,我想保持事故的现场,可是他一点也不听我的意见,他对我笑了笑说,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说,这事不能这么解决,要等交警到场。幸好肇事者一方也有人阻止,他这才罢手。
等待交警的过程是漫长的,又有几个人帮忙打了110。请客的那位朋友仍然在对方那里不停的周旋,一边不断地点头同意对方的要求,对方的主攻手第一个中年男人仍然在不断地谩骂,他也喝了不少酒,手舞足蹈、面色通红、气吞万里如虎。好在我方阵容也非常强大,他也不敢放肆。与他相比,我更加关心我的那位朋友和肇事者之间的协议,我不断地试图让我的那位朋友离场,但是丝毫没有作用。肇事者一方的一个中年妇女说,这年头谁不会喝点酒啊,只要人没有事,我也只要你们把车修好就行。那个肇事者倒也清醒,强调说:“一定要修得和新的一样。”朋友赶紧应和道:“是!是!”我见对方话中有话,急着找人能够帮我把那位朋友拉开。我试图在我方阵营找出一个帮手,但是没有人理会,他们觉得劝和的人一定会处理好,结果也一定会令人满意。帮忙劝和的人越来越多,酒店的老板、朋友的朋友,谈判的语气也越来越委婉,甚至口头答应了不少条件,而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完全光火了,我口气坚决地大声让劝和的人赶紧离开,可是没有人听我的,因为他们始终围着那肇事者,在他们眼中,我像神经病一样吼着那些试图帮我劝和的人。是的,像神经病一样。读师范时我曾和一个好朋友探讨过一个问题:一个被认为是神经病的人很难通过自己的辩解让人认识到他本人不是神经病,而有时候越是辩解就越是表现得像一个神经病。
我关注着肇事者,他像一个苏醒的公鸡,也像第一个中年男人一样加入了骂战,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弟兄。他走路摇摇晃晃,吓得路上通行的车子纷纷鸣笛绕行,为了防止意外,我赶紧请人一起把他拉到路边。过一会儿,120的车闪着灯抢在110车之前到了,车上下来了几个白大褂直奔事故现场,看见那几个人都正集中精力进行骂战,白大褂问了一下人没有大碍吧,朋友说:“没事,小碰擦。”于是白大褂坐会了车上一起等待。
又过了大约5分钟,终于看到警车来了,我想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了。车门开了,警察叔叔拿着酒精测试仪走了过来。我以为救星到了,但是让我失望的是酒精测试仪并没有派上用场。警察看到对方骑的是电动车,就说:“电动车没有酒驾的说法。”于是就把酒精测试仪放进了口袋里。然后他拿出一个塑料板垫着纸开始询问双方当事人准备做笔录。关键的时刻就要到了,我试图说清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时第一个中年人又在旁边叫到:“你说,你为什么撞了人开了车就跑。”不过他被警察叔叔用一句话噎了回去。很快,那位请客的朋友又起了作用,他笑着对警察说:“我们私下已经解决好了,你通融通融。”警察乐的轻松地说:“既然你们已经有了协定,就按照你们说的做。”他简单的问了一下两辆车的行驶方向后就在协议书上的结果栏写上“汽车车主承担电动车的修理费用。”我想想还是觉得不服气,就问说:“他喝了酒撞上了我的车,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警察叔叔顿时生气了说:“你要分清责任就把车拉到交警大队去处理。”这时有人劝我说拖车要许多钱,车停在那里每天也要交钱,不如私了算了。想想修理一辆车也花不了几个钱,我自认倒霉,于是就同意了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朋友迅速让人把那辆破车拖走了。
交警同志见事情不大,过一会儿也就走了。旁边的清障车、120救护车相继离去,人群很快散开了。朋友的晚宴虽然晚了一会儿,但还算圆满。朋友来敬酒时我认真地打了个招呼说:“今天让你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
晚宴接近尾声时,那个肇事者在几个亲友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酒店里,意思是他们不想讹钱,但是现在脚疼,要求去医院检查一下没事就好。我一下没了主张,有人说既然已经协商解决,有事就通过警察进行。这时那个朋友闻讯赶来,开车把那人带到医院里检查了一下,万幸的是拍片的结果显示一切正常。那辆车还在修理当中,估计前后总的花费在六七百元。
事情现在已经平息下来,但是回头来想想也真觉得冤。作为受害者的我最后不仅充当冤大头花钱看病修车,而且一味的妥协也让肇事者一方从理亏转变成了趾高气扬的维权者。朋友怀的是一片好心,但是这个貌似圆满的结果带来的各种滋味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完整地体会。
我的桑塔纳的屁股也受伤了,让它辛苦裸奔几天,过几天再去修理。闲话少说,上图。希望有车的朋友多加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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