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村头的槐树下等一匹白马,在月亮困意正浓时,希望能遇到一位穿着碎花衣的正在田里插秧的姑娘……”
我在老朱泛黄的日记本里见过很多诗,这首印象最深。诗下面贴着一张彩色照片——他骑着白马带着一位貌美的姑娘,姑娘没有穿碎花衣,一件高领毛衣配了黑大衣,烫着卷发。照片下面的空白处有两个日期。按照本子上的日期算,本子有四十年,诗有三十七年,照片有三十二年。
今年我三十七岁,老朱是我父亲。我记忆中他先是在徐州煤矿工作,后来回来卖馓子。他用二八杠自行车驮上400多斤的面粉,从姜堰面粉厂运到运粮朱宣村。自行车后座两边各绑三袋,车把手上挂一袋,他先用力扶着自行车,走稳了后猛地跨上车,压得轮胎扁扁的。一袋子40斤小面可以做56斤撒子,老朱一天能做110斤馓子。他将馓子装进硕大的篮筐,用绳子绑在自行车后座,然后脚踏一登,跟着吆喝响起——卖撒子啦!
小时候我最喜欢站在门口等老朱回来。因为馓子篮里总会有些用馓子换的吃食。
后来老朱去过很多城市,都是以农民工的身份。最后他选择在上海做油漆工,这一做就是二十几年。住的吃的极简单,在上海的郊区民房里几张上下铺,五六个工友挤在一间小屋里,说是热闹,其实为了省钱。房子里交错的电线上,插座还没有拔,锅里还有昨晚没有喝完的粥以及泡着的馒头。这是我第一次去他那边见到的场景。我极力控制着眼泪,仰着头看着天。上海的天不是碧蓝的,天上没有鸟飞过,门前也没有小狗撒欢。那时候我不喜欢上海。
2005年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老朱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左手食指在搅拌油漆时被电钻打到了。我连夜赶去医院,他却说没事了,都已经处理好了,所有的费用都是老板出的。几天后,他就开始干活了。我知道老朱那天上的夜班,太困,没注意打到手。我的泪水在眼眶里翻滚,钻心地疼。
晚上昏黄的灯下,我搀着他在路边散步,他满是老茧的手很温暖、很厚实,只是左手食指干瘪得像皱巴的报纸。我让他回老家,他笑笑说弟弟还没成家,趁做得动再多赚点。接着他拍拍肚子给我讲工地上的故事,不给我劝说的机会……
路灯把影子拉得瘦长,万家灯火陆续亮起,路边的商铺门头写着上海葱油饼。有人行色匆匆,有人悠然自得。
春节,老朱拿出一本存折和一张存单给我,说:“丫头,爸爸这么多年也没给过你什么,这些钱你拿着随便用。”我低头哭了。老朱说:“咋还哭了?快去院子里拿两根香肠回来。”我转过身,擦了眼泪跑到厨房。
灶炉烧焦的木头支撑着一丝火苗,大铁锅里红烧肉正香。天空碧蓝,鸟儿从屋顶上空飞过,小狗在地上撒泼。老朱喊道:“丫头,再去摘个包菜,马上就可以吃饭啦!”
老朱的散文诗就像陈年老酒一样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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