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火者”穆旦

如果不是今年的高考,很多人对穆旦是陌生的。但在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翻译史上,穆旦是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成就是杰出的。

穆旦原名查良铮(1918-1977),与小说家金庸是堂兄弟,曾参加过杜聿明领导的抗日远征军。他一生共创作诗歌一百五十余首,数量不多,但他的诗歌,是中国新诗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其创作从来不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模仿,而是“用中文的血肉,包裹现代性的骨骼”。穆旦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诗歌创作,考入西南联大后,在艾青、梁实秋等名师指导下,学习现代诗歌的创作技巧,开启了九叶诗派的文学之路,并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1941年12月,穆旦在西南联大写下了著名的抒情诗《赞美》。后来,根据参加远征军闯过野人山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两首诗是他的代表作。

穆旦另一杰出的贡献是他的诗歌翻译。1953年,穆旦和夫人从美国归来,分别任教于外语系和生物系。除了日常教学,穆旦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翻译上。他翻译了多部外国文学著作,主要译作有俄国普希金的作品《青铜骑士》《波尔塔瓦》《普希金抒情诗集》,英国雪莱的《云雀》《雪莱抒情诗选》,英国拜伦的《唐璜》《拜伦抒情诗选》《拜伦诗选》,英国《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还有前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等。

谁知到了1958年,他发表的诗被视为“毒草”,又因参加抗日远征军以及其他问题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法院到南开大学宣布判决,管制三年,监督劳动,负责打扫厕所,副教授也被撤销了。他越来越少言寡语,常常处于沉默中。在他心灵孤寂之时,夫人周与良始终陪伴着他。为了让穆旦心中多少有些欢愉,周与良让在学校备受歧视的孩子们,回家后不要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任何委屈,相反要开开心心地和爸爸做游戏,当穆旦和孩子一起大笑时,周与良感到欣慰而又酸楚。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穆旦一家迎来了更大的灾难。穆旦被批斗、抄家,监督劳动。穆旦的孩子后来回忆道——

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堆书籍、稿纸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看着满地的碎纸,他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里面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是他的心血《唐璜》的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矩!

几乎耗费了他二十年的《唐璜》译稿完成后一直无法出版。1977年,为根治腿疾,穆旦同意接受手术,但似乎预感到什么,将着力最多的《唐璜》译稿交给小女儿,说:“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穆旦在他逝世两年后的1979年,终获平反,被宣布“无罪”。1981年,穆旦被葬于万安公墓,在他的骨灰旁,放着终于能出版的《唐璜》,足可令我们明白他毕生的寄托与抱负。

作为翻译家,穆旦的贡献可以说是彪炳史册。他译的《唐璜》《济慈诗选》,以“信达雅”的标准重塑了西方经典的汉语表达——拜伦的讽刺、济慈的唯美,在他的笔下既保留了原诗的韵律,又融入了现代汉语的节奏。有人说:“穆旦的翻译,让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原来西方诗歌可以这样‘说中国话’。”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写到:“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是最好的文字……假如没有查先生,最好的汉语就无处去学。”王小波学他的韵律,写出了时代三部曲。

在今天这个“中西文化深度碰撞”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种“文化翻译”的能力:既要打开视野拥抱世界,又不迷失于文化自卑;既要扎根传统汲取养分,又不困守于故步自封——正如穆旦在诗中所实践的,真正的文化自信,在于创造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精神产品。

来源:《姜堰日报·教育周刊》2025年9月2日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