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对于像我这样偏科的文科生而言，高考简直就像是一场劫难。
我害怕数学，对于数学老师是出奇的敬畏。在我看来，那些数据、公式、图形，是一张纸可怕的狰狞的面孔，它们在每天的数学课上折磨着我，把我的内脏似乎都要掏空了一样。每天我最提心吊胆的事情，就是被数学老师喊了到黑板上去演算一道数学计算题，或者被老师喊了站起来叙述一道证明题的解题思路。可是，我那么厌恶那门学科，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要一样地完成每天的数学作业，我惧怕着那些数据，那些图形。我总在想，为什么我已经选择了文科，还要继续学那恼人的数学啊！
再厌恶也无济于事。
那年高考。拿到数学试卷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我真的是无药可救了。看到别人在那里刷刷地计算着，草稿纸用了一张又一张，我却几乎不知道怎样在草稿上写。我写什么呢？我怎么计算呢？我的草稿纸上，凌乱地趴着几条公式，像是令人恶心的毛毛虫一样，弯弯扭扭的。天是那么的热，那么的聒噪，场外巡监的老师偶尔从窗边走过，我甚至在数着，她一共几次经过我的窗口，几次帮监考老师倒了茶水，换监考老师去了几次厕所。
一个差生估计就是这样艰难地痛苦地熬过考试的。
我把我所有会做的题目，一遍又一遍的演算着，做完了我会做的，那些难题就像是张着血盆大口，仿佛要把我吞噬了一般。
考场上，太安静了。没有人想着要作弊，也没有人有时间去想这样的心思。我也不敢作弊，我的时间都花在偶尔打量那个美丽的场外监考老师，我留意着她美丽的花裙子，还有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手上捧着的一本厚厚的小说。
考场外面偶尔有一丝凉风拂过，透过窗户的缝隙，撩起我额前的一绺头发。我的笔在那个奇怪的抛物线图像上停下，另一只手百无聊赖地卷着额前的头发，卷起来，放下，再卷起来，再放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是最后一题，我真的动不了笔。所有的公式都在脑海里翻江倒海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来答题。
难道是答题的姿势不对？
趴着，坐直了。
坐直了，趴下。
试卷倒过来，再放正了。
时间已经在我一次又一次没有声音的折腾着，慢慢消耗殆尽了。
还有15分钟结束的铃声，铛铛地敲了。
我们都有些慌了手脚，考场里有一点点的骚动。有人抬手看看手腕上的表，感叹幸好还有15分钟；有人赶紧拿了答题卡，快速填图选择题，我好想看得仔细点，能看清他究竟填图的什么答案；有人抱着头，使劲地揪着头发，看的我的头皮都发麻都生疼；有人偷偷地转过脸，瞄了一下别人的试卷，然后赶紧写下一个答案；有人根本没有抬头，还在奋笔疾书。监考老师板着面孔，冷冷地告诉我们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不要想作弊。
很快。不到一分钟，一切又都回到了刚才的死一般的寂静。
在剩下的时间里，我一遍又一遍看着我已经完成的题目，恨不得亲吻它们。那些我根本就动不了手的题目，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些数据和图像，它们还是那样陌生，没有一点点的温暖。
我终于知道我的高考结束了。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数学那么惨，我与理想的大学之间没有了姻缘。我没有能考上本科。1996年的本科，还是很稀罕的。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家人以为我想不开。其实我每天躺在床上，看着我钟爱的小说。那时我的心里，居然没有多少的伤感，我甚至在想，我以后再也不用学习恼人的数学了，上了大学，我就可以选择我喜欢的文科了。
父母动员了所有的亲戚，说服我复读，一定要考上本科。
于是，听话的我，开始了一年的复读生涯。
然后，我继续听着那天书一样的数学。
1997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我的分数比上一年增长了15分，但是，仍然是大专。
后来，若干年后，芒果台“高考天问”告诉我，那两年我的高考分数，出了江苏省，在北京在上海在新疆在云南，在哪里基本都可以考个不错的本科。班里两三个分数不如我的同学，考上了上海的知名高校，只因为人家的父母是上海插队知青，只因为人家是上海户口。
这就是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