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爱看喜剧电影。有太多的喜剧都像是水面上吐出的气泡，尽管有时也会有五彩的虹光在其中绰约地晃动着，但那气泡总是很快地便破裂便消失了，气泡的本质就是空虚就是短命就是一种华而不实。
喜剧似乎就是这样的一种气泡。
《国家保安》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气泡，两个小时的时光里，只是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像聒噪的乌鸦一样不停地呱呱地叫着，又不便是烧锅里炒着的豆似的不断奔跳着的子弹声，再就是稀里哗啦的撞击声和碎裂声。这些声音嘈杂而又热闹，而热闹与嘈杂就是喜剧的基本特征。
在一连串的嘈杂与热闹之后，歌声响了起来，电影结束了。
电影结束了，而我还在回想电影里的一切。那是一个被剪切被概括的世界和一种经过精心组合细致拼贴的生活，然而那个世界和那种生活何其真实，那个世界的混乱和那种生活的混乱何其真实，它真实的就像电影之外的这个世界与这种生活。在这两个相同的世界和两种相同的生活中，你找不到秩序找不到一种绝对的正确，一切都是相对的，而正是这种相对性带来了混乱。汉克和马勒发生了冲突。马勒在车窗的夹缝里费力地探自己的车钥匙，汉克来了。汉克是一个警察，所以他以警察的视角觉得这是一个小偷。马勒看着汉克，他是一个刚刚被白人逐出警官学校的黑人，因此他认定这个白人警察有歧视黑人的秉性。他们争吵起来，就在汉克用警棍抵住马勒的脖子时，一只黄蜂飞来了，于是汉克开始打黄蜂。不远处的一个路人看见了倒在地上的马勒拼命地挣扎着的双脚和汉克不断挥舞在马勒双脚边的警棍，于是路人以一种路人该有的路不平便要铲的侠义之举拍下了这一场面。他和所有看到这画面的人一样相信是警察在殴打黑人市民。一个白人警察在殴打一个黑人市民，而这被误会的事件竟招来了黑人的游行反抗。警官们招来马勒，问他事情的经过，当他们发现马勒的脸上并没有伤时也依然决定起诉汉克。他们只得起诉他，不知道为什么也得起诉他。汉克坐在被告席上，他讲诉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的全是实话，但没有人相信他。大家宁愿相信自己所认为的那种真相，而不是真相本身。汉克被送上警车，车上的黑人罪犯立刻开始攻击他。为了不被打死，他只能去打警察从而获得单独监禁的权利。当禁闭期限已到，他终于可以走出那间小屋子去透透气了，可是他又看见了立在铁栏后面的一排高大强壮的黑人，于是他只得又去打警察。为了活下去便不得不去犯法，一个人想要保持自己的正直善良是多么的困难和不易。通过殴打警察汉克才免予被人殴打，他出了监狱，他重新遇上了马勒。两个人在争吵中共同去追一伙真正的罪犯，那时真正的警察追上了他们，警察不相信他们在追罪犯，警察只以自己的眼睛看见他们是罪犯。他们坐到了警官的面前。高大的黑人警官开始审讯汉克，他以他警官的身份和角度觉得汉克是去找马勒报仇了，他一定是因为自己的被监禁而找仇人报仇了。汉克解释着，他所说的全是实话，但警官觉得那是谎话。马勒说了一连串谎话，他说汉克是找他道歉而不是报仇，警官非常容易就相信了。警官相信马勒的谎言而无法相信汉克的实话。汉克的脸伏下去，如番茄一样红了。做一个诚实的人实在太困难太不容易了，他只得认可了马勒的谎言认可了警官的自以为是的推理与判断。于是才免除被重新扣押的危险。接下来汉克与马勒一起去追踪罪犯，结果发现罪犯就是警官，警官就是罪犯。将结尾时，汉克和马勒走出了警局，那时他们又看见了一幅熟悉的画面：一个年轻男子的胳膊伸在车玻璃的夹缝里辛苦地探着车里面的钥匙。马勒走进这个年轻白人，他要向汉克表演一个正直的好警察该有的行为。他很客气地和白人男子说着话，又很热情地为他打开了车窗，让他拿到了钥匙开走了车。马勒很自得地对汉克说这才是一个警察真正该做的事，可是话音刚落，便有个女人叫着跑过来，她的车被盗走了。马勒傻了。在那女子骂他白痴的话音响过之后。他忧愁地问汉克：到底该怎么办呢？
到底该怎么办呢？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面对这种混乱的生活，到底该怎么办呢？仿佛根本就找不到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世界自有它的逻辑，生活自有它的逻辑，每一个人也自有他的逻辑，这些逻辑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而且还常常仿佛故意一般地和你作对。你开了一辆车想要照着眼前看到的那条路，笔直地开向远处的艳红的夕阳，可是这辆车却总是不听你使唤，它老是在转弯在倒退或者竟开到了完全相反的另一条路上，尽管你努力地转动着方向盘焦急地踩着刹车，但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转弯倒退或者转上了那条相反的路，你毫无办法，你无能为力。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所寄身的世界，这个事实使人悲伤使人绝望，然而在喜剧里看不到这种绝望与悲伤，喜剧将悲伤与绝望消融了，消融在一种仿佛很博大的胸怀里。那种消融很像一个笑，一个淡然安静俯瞰了一切又原谅了一切理解了一切的笑。原来喜剧就是一个老人，一个白发苍茫看遍了人间的一切洒然而笑着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