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两棵树真诚道歉
沙华中
2013年秋学期我任校长以来，养成了每天巡视校园的习惯。可以说，我对校园角角落落的花草树木都了如指掌，哪棵树又长出了新芽，哪棵树被虫子啃了叶片，我都一清二楚。去年以来，巡视校园时，有两棵樟树我是必看的。一棵处于校园中间位置，十分醒目；一棵处于操场东北角最边上，很不惹眼。这两棵树在校园的位置原先正好相反，后来位置对调了。每次经过这两棵树时，我的心灵都很不安，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向这两棵树真诚地致歉。
也许你要问，为何要给这两棵树对调位置呢？原因是这样的。原先在学校中央的那棵树，一根斜出的枝干快要枯死了，另一枝干上的叶子长得还算茂盛，但整棵树就像残疾人一样，很不美观。于是，有人对我说，这棵树很不耐看，影响学校的整体形象，不如将这棵树移走，另找一棵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的树移到这里来，大家心里看着也舒服。听了这样的话，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于是，原先长在学校东北角最边上的那棵郁郁葱葱、枝干挺拔的樟树第二天就被移到了学校中央，学校中央的那棵“病树”就移到了操场最边上。位置对调后，有人说，这棵树即使死了，也不足惜，因为样子太难看了。
我每天照常巡视着校园，但我心里始终惦记着这两棵樟树，我常在这两棵树下驻足，久久地端详着。我知道，挪了位置可能会丢了树的性命，即使不丢了性命，对其生长也是十分不利的。但树已移，后悔也来不及了。渐渐地，两棵树的叶子开始变黄，叶子一天天稀少起来。移至操场东北角的树，终于落光了所有叶子，成了光秃秃的。有人对我说，不如拔去了吧，校园里有枯树，多不好。我说，再等等，看看能不能长出新芽，说不定它会醒过来的。于是，我每天至少两次去看这棵树。终于，几个月后，从主干的中部冒出了点点新芽。从此，我心里才安稳了许多。一日上操时，有老师对我说，这棵树长起来也不好看，不如拔了算了，再买一棵移栽上。我说，不能啊，这棵树也是生命，我们将它从学校中央移到这儿，已犯了一次错误，它能够醒来已实属不易，就让它慢慢长吧，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的。移至学校中央的那棵树，过了一年，叶子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现在，虽长出了不少新叶，但仍稀稀落落的，远不像去年那茂盛蓬勃的样子。
两棵树，都大病了一场，甚至经历了死里逃生。两棵树，我真对不起它们。这是在折腾它们，差点害了它们的性命。我真悔恨当初给它们互换了位置。我以校长的名义从内心深处向它们道歉。
其实，对于树而言，本无所谓在学校的中央还是在学校的边缘。它们在原来的位置生长，与虫害作斗争，汲取大地的营养。通常情况下，它们并不需要我们帮忙。它们需要我们帮忙的是，干旱的时候，给它们浇浇水；有虫害的时候，给它们除除虫；洪灾的时候，给它们排排水；大风将它们刮得要倒的时候，给它们扶扶正……其余的，生长就是它们自己的事，它们自由自在，无所谓长在什么地段，也无所谓人们的评价。它们就是它们自己，它们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生存。
而我们却从所谓的学校形象角度，按照我们的意志安排它们的位置，这实在是出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给两棵树都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因为，它们的生长与其他树相比，已荒废了一年多的时间，且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它们与死神斗争，这样的过程是十分痛苦的。这对它们很不公平。
我们往往就在有意无意间做了这样的类似的事，表面上是好心帮助，实际上是在伤害。比如，有些地区为了提高城市人口数量，提高所谓的城市形象，就千方百计地把农民赶进城里，开展了大规模的征地与拆迁运动。农民是进城了，但失去土地的农民要适应城市的生活还真不容易。于是，绿化带又被开垦成了菜地，农民们种上大蒜、辣椒、韭菜……城管进行清理，清理后，又悄悄地被开垦，如此要往复好几个轮回。等被迫进城的农民们适应了城市生活，这辈子也过得差不多了。还有过去的知青下乡，也荒废了不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然要劳动，但并不是全放下自己所学的专业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劳动。我以为，什么人做什么事，生活在哪里，应由当事人自己做主，而我们却强制要求人们必须做什么事，必须到哪里生活，这往往造成“好心没好结果”。
这样的事，在学校也是有的。班级管理中，我们常常将成绩好的、听话的同学，位置挪到中间，把成绩不好的，老师看不顺眼的，将位置挪到了教室的角落处。这样做，可能对调换位置的双方都不好。成绩好的，习惯了坐边上或后面，将他位置移到中间，觉得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心里未必自在；原先坐在中间的成绩不大好的学生，移到边上或后面，心里更有想法，甚至会产生抵触情绪。
对于老师的使用，有时也是这样。教学优秀的老师，不一定要做中层干部。有时让他们做“纯粹”的好老师，更能为他们的专业发展提供足够的时间与机会。他们可能会发展得更好。
少些人为干预，多循自然之道，世界可能会更加美好。对待树，如此；对待人，也应如此；对待世间万物，理当如此。
（全文1952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