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老师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那时候五年制小学，他是把关老师。在一个村小，九位老师，都是男的，只有他和校长是公办。校长姓曹，村子里的大姓，占了半个村庄，推荐上的师范，在学校花了好多时间在运动上，打的一手好篮球，回到村小头等大事就是装了一个简易的篮球架。钟是村子里的小姓，上师范靠的是寒窗苦读，毕业后在高邮教过书，因为家里有三个小伢子还有七八亩地，妻子一个人照看实在艰难，费了好大周折调回来了。
学校的老师都是丢了钉耙扁担镰刀就拿起粉笔三角板，走进课堂的裤脚鞋帮常常沾着星点的泥巴，唯有钟老师，进学校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印象中他穿中山装的时间多，左上口袋总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他个子中等瘦瘦单单的，走路很快，总像后面有人在追赶。
钟老师的数学教得特别好，从这个叫做春草小学的村小毕业的学生到了邻近中学，大都是数学科代表或者小组长。他上课不要三角板，随手一画，线条是线条，矩形是矩形，规整好看。他的秘密武器是每天中午的一块小黑板，正反四道应用题或者一面计算一面是应用题，我们抄一遍，做好了他逐个批改，当下的每日一练大抵如是。因为这黑板，班上的孩子吃了中饭乖乖回来，不然会吃几个栗子或者耳朵要拉长，有了怕惧，野孩子不野了，疯娃子不疯了，犟小伙不犟了。记得有一次中午，我的数学作业是一笔一划刻出来的，而且全对，老师在作业上批了鲜红的两个大字——认真，加一个感叹号，这本子连续两天在同学、邻里之间传阅。
他耽在学校的时间比其他老师长一点，到了夏收、秋收也是如此，旁边的同事说他是一只不知道赶秋场的麻雀。其实他家活干得很麻利，农活鞭打日子，他家田里人很多不请自来的学生家长，大家都说，钟老师应该安心在学校课堂上，田里的活计就不要他操心了。乡下拾棉花是个紧活，钟老师放学后去田里走两趟，到了月明露重时又得回去了，也做不了什么。拾棉花最好的时间是下午三四点，棉花球儿朵儿蓬松松的，钟老师带我们下过一次田，那下午像过节，大伙儿把帆布书包里的书全部倒掉，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钻进棉花地里倏的都不见了，像泥鳅，一趟下来，书包里鼓鼓囊囊的，师娘在田头把棉花放进大袋子里，再提醒一句：“小心虫蛇。”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在田里。人多活快，结束了在田头集中，他数学老师的职业病又犯了，长度、间距、株数、朵数、重量等都变成了应用题的条件，没有纸笔只能转动小脑瓜子，奖品是两支新钢笔和几个新本子，最后谁得了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个下午的汗水与笑声。
村里有个做烧饼的，一分钱一分钱的抠，孩子在钟老师班上读书的时候每天一个油汪汪的洒满芝麻的大烧饼，他托着烧饼在路上走，整个巷子好像都香起来了，有熟悉的人总会调侃，什么时候也给我做像钢精锅盖的烧饼？他就呵呵。从家到学校，他每天都要走一圈，风里雨里从不间断，孩子毕业了依旧如此。
村里人现在说起钟老师还是羡慕，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年代，他家里三个小伙最后都考上了大学。
钟老师退休了，不知道和哪个儿子一起过日子。渐渐地，没有了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