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随父亲回里下河地区的乡下老家时,每当听到爷爷奶奶用乡下口音说“二”时,少不更事的我总要暗地发笑。
好奇怪,他们说“二”就会发出“啊”([a])的音,好像老家养的大鹅在愣头愣脑地追着人叫。
而我的父亲,虽然同为里下河地区出生长大的人,用方言说“二”也只是发出普通话“二”(/ɑɻ⁵¹/)的音,只不过卷舌卷得不那么自然,好像舌头只能卷到一半的位置,刚刚发声便戛然而止,留下一个怪模怪样的尾音让人咂摸不透。
长大些后,我留了份闲心,回乡时注意比对老一辈和父亲一辈的口音:老一辈说起姜堰话来带着刚劲的力度感,缺乏平上去入的分别,骂起人来“格爆爆”,好像一串串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从口中迸发出来,夹杂着生动的里下河俚语,充满了乡间土灶特有的腾腾锅气;字是字,词是词,少有拖泥带水,分明如扬州炒饭里的互不沾黏的米粒与豌豆。
而父亲一辈的姜堰话就显然要温和得多,原本硬挺挺的音经过卷舌音,翘舌音不动声色的软化,变得柔和得多,轻巧得多,由大开大合的张口发音变为开口度小、发音部位集中的元音系统,字词之间密不可分的连接起来,好似老家刚出水的鲜藕,即使被硬生生掰成两段,也是汁水流淌,丝丝相扣,想尽一切办法重回一个严丝合缝的整体。
后来我闲谈时对父亲谈起我的发现,他很惊喜地点点头:“确实是这样。”
他说,年轻时在上海,每天耳边萦绕的大都是“侬饭吃过了?”“到啥地方买小菜去啊?”之类的吴侬软语,口音也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由江淮官话的硬朗雄健,逐步变得含蓄温和。
他身边的同龄人,经历也都大抵相似。我们这些生在苏北县城的人们,谁没有一个飞往苏南的梦呢?连毕飞宇都苦笑着自嘲“苏北少年,堂吉诃德”,更何况是我们呢?当年的父辈们好似刚刚羽翼丰满的鸟,一成熟便迫不及待地纷争出巢,飞往潮湿炎热的南方。哪怕最终梦碎了,回到满是沙土地的家乡,口音里也被深深地烙印下了属于南方的痕迹。带着乡土气息的北方口音如潮水般缓缓消退,而吴语却如回南天无孔不入的潮气,渐渐侵占记忆的房间的角落,成为新的乡愁。
延及我们的孩子这一辈,便是会说姜堰话的也少了,许多在泰州姜堰本地长大的孩子只会听,不会说。他们每日在家中听着熟悉的乡音,却难以用自己的口说出那陌生的家乡话了。要说,也是“文白相杂”式的——在大量的普通话里夹杂了几个怪模怪样,缩头缩脑的姜堰话词语。大部分时间他们用普通话交流,那种礼貌,标准,却又遍地都是的语言。
孩子还是那一群孩子,巷口也还是那个在夕阳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伫立着的巷口,但贺知章“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悲喜剧,却是再也难以在今人的记忆里重现了。
我知道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方言本就是这样,像一块可塑性极强的橡皮泥,或者一条永远饥渴的河流,没有什么绝对的泾渭分明,它们总是在与另一种方言,乃至另几种方言的碰撞,融合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整个周边地区的语言生态。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方言是可悲的,诸如满语、拉丁语之流,它们看似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口音与表达,实则与山顶上的望夫石别无二致——用石化的核心等待着早已在时间长河亡佚的母语使用者,早已与语言本身的生命力与活力背道而驰了。
但是我仍然会为姜堰话的消失,感到一点揪心的难过。哪怕抛开母语者的滤镜,姜堰话也是一种很美的语言:它有俏皮风趣的一面,我们会用“波斯献宝”来叉着腰嘲讽一个得意忘形的“没脚海(蟹)”;它有泼辣喜人的一面,我们会用“没得命”这个夸张的词语,大呼小叫地抒发着我们胸中最真切的感慨;它也有温情脉脉的一面,“吃枇杷,剥枇杷,枇杷种儿扔在奶奶东边墙旮旯”这一句顺口溜,是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姜堰人魂牵梦萦一生的童年记忆……
而个人力量毕竟渺小,我再怎样无可奈何,也是无法挽回,正如目送着一辆辆马车驶离视野范围,只有挥手送别的余心,没有螳臂当车的余力了。我所能做的,大概是在与同乡人在外地重逢,无语凝噎时,张张嘴,说出一句略带喜感的:
“没得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