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的文章总是以一种得理不饶人的刻薄，一针见血地直指痛处，如古龙笔下的武林高手，三五招之内就让对手一败涂地，不愧文坛高人。客观上说他在《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花边》中，在对《围城》的评价较为公允，与伟大而卓绝的抗战相此，文人之间的那点勾心斗角，家庭里的那点鸡争鸭斗，虽然也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但的确不应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至于那些被许多人热捧的语言，虽然可以给人新鲜感，但更多时让人觉得油腔滑凋，本世纪初异峰凸起于文坛的韩寒模仿了这种腔调，最典型的作品便是《三重门》。
至于此文中余杰对钱钟书为人的评价，我却不能苟同。说钱的清高由杨绛一手营造，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往钱先生身上泼脏水。与胡乔木相处甚厚并不能说明钱先生就是逢迎之人，因为他们是同窗，同窗之谊有时是超越世俗的。其实不难看出，余杰之所以要贬钱钟书的人品，从他引述的胡乔木表扬钱钟书的话里可知，无非是说了共产党好。这样看来真正有人品问题的是余杰，在他看来谁说了共产党好，谁就是颂圣。这是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说多了这个世界不好，这个世界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余杰的作品大多表达对中国现实不满。
像余杰这样的文人说到底是可恶的，喝共产党奶血长大，到头来却要反噬共产党。当然他相对于诸如《诸神的黄昏》《2016权力之殇》的作者们来说，还有着文人的风度，那些人则是彻头彻尾煽动暴力之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