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紧靠着学校南墙是两排红砖青瓦房，一条南北大道隔在它们中间。师范一年级时，我的宿舍是路西一排最东边一间。门前一排银杏树，秋天的时候会落下一些银杏果。一些精明的同学点点滴滴地收集着，到年终时有人竟能积攒起半斤八两。屋后一排水杉树，冬天的时候，屋上会铺上厚厚的水杉叶。
和我同宿的有九人。首先想到的是王正平，泰兴三里人。二胡、月琴、口琴、手风琴样样精通，作词、作曲、指挥也像模像样，是个音乐奇才。
吴兴泉，江都塘头人，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在家排行老五，因为哥哥们都已经工作，所以手头比较阔绰。他穿衣十分讲究，衣服总是熨得服服帖帖。
张邦杰，泰兴横垛人，高高的，胖胖的，总是喊我“小鬼”，好像不知比我大多少似的，其实也就大两岁。和现在的学生不一样，当年的孩子都做着文学梦。记得《雨花》登载了一篇报告文学《检察官汤铁头》，看得张兄心潮澎湃，不到一个星期也模仿出一篇，请宿舍的每个人欣赏。不知他们看了没有，我反正没有看，因为我不喜欢看长文章。
陈亚东，泰兴吴桥人。瘦瘦的，矮矮的，比当年的我高不了多少。教室里前三排是女生，后面三排是男生，男女生之间泾渭分明。我本来该坐第四排，因为个子矮，冒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陈亚东因为个子不高的原因，和我成为了同桌。周围全是女生，我们成为女生群中的“孤岛”。美女环绕，在现在看来是千金难求的美事，然而当年因为这件事陈兄不知抱怨我多少回：“都是沾的你的光！”
陈银，靖江人。写得一手好字。当年实习回来，特别羡慕靖江实小的一个老师，说他发表的文章特别多，后来到底他有没有写文章，我不清楚。
张清良，也是靖江人。据说进班前只有初中学历，硬是凭着一股韧劲自学高中课程，考取师范。上师范后自学英语，毕业时好像已经有了相当造诣。
张步才，江都砖桥人，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李白说自己“倚马万言”，我想张步才也能，所以据说上高中时就有“小才子”之称。我们没有称他才子，但是却佩服他的才气。
钱虎林，姜堰王石人。记忆中他非常节俭，从没见他买过什么零食。这人总是语出惊人，看《七品芝麻官》后，写一篇观后感说：“如今我们的干部要是能像唐成那样该多好呀！”这话在当年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被老师批到“封建官僚再好，也无法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相提并论！”王正平写一篇文章让我看，我没看就顶礼膜拜得无以复加，因为文章写得长，我对长文章有着本能的敬畏。我告诉钱虎林：“王正平写一篇文章，很长，一定很好！”“高个子未必都是大力士！长文章未必都是好文章！”他这样告诉我。
朱长宏，好像是泰兴口岸人。我喜欢听他说话，浑厚的男中音，再加之泰兴西部口音，“你吃过了吗”偏要说成“冷车过了吗？”不由你不笑。冬天的时候，脚上裂口子，人家用蛤蜊油涂抹，他用雪花膏。不是奢侈，而是那雪花膏便宜。
顾亮，靖江季市人。我们喊顺口了叫他“姑娘”，陈银喊他“顾令”，靖江人说话总是与我们不一样。顾亮的性格如他的名字，有着姑娘一样的羞怯。因为父亲是食品公司经理，于是他就是我们宿舍里唯一的干部子弟。在我的印象中，他体质很棒，冬天也敢在宿舍里洗澡。
十个男子汉，不，准确地说九个半男子汉。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发育，还不能算个完全的男子汉。大家挤在不到二十平方的空间内，竟然相处得非常融洽。到后来干脆结成了异姓兄弟。王正平是老大，我是老幺。如果遇上谁家来了人，每个人都非常热情。记得我父亲曾经去看我一次，兄弟们的好客让他感动。回家后，逢人就吹：“我家老大的同学可好了，我家老大在学校的人缘可好了！”洋洋得意得让周围的人羡慕得要死。
林黛玉葬花词中说：“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可是在那间宿舍的一年，每天留给我的都是快乐，尽管这样的快乐是那样的零散。
宿舍是名副其实的宿舍，除了床几乎一无所有。于是大家喜欢躺在床上天南海北地海吹胡侃，一直到鼾声四起。有时大家也会一言不发，都在听来自窗外的声音。离我们宿舍不远有一个水龙头，不知是哪个班的女生们正在汰衣服，叽叽喳喳地说着话。那些声音让我们浮想联翩。
宿舍里的每个人最喜欢的都是值日。大家都去早锻了，你还可以继续赖床。这在夏天似乎并没什么，但是如果是大冬天，简直就是享受。屋外寒风凛冽，同学们个个冻得哈气成冰，而你却依然躲在暖暖的被窝里，这样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
宿舍里最忙碌的是晚上睡觉前，大家在洗漱完后就开始洗衣服。不过，即便是这样，仍然觉得衣服不够换。你想换裤子，发现裤子还浸在脚盆里。你想换袜子，发现脏袜子还在床单下面，于是你只能矮子里选将军，让稍微干净一点的重新披挂上阵，梅开二度。你想洗脚了，脚盆被脏衣服占着，没有办法你只能向他人借光。这下坏了，没有几天你就染上了脚气。
宿舍里最安静的是星期天的上午，快中午了，大家依然钻在被窝里，委派一人用脸盆把饭菜统一打回，于是中饭干脆在宿舍里完成。吃完饭，想睡的再续好梦。也难怪，上一天晚上大家睡得都很迟。江都的几个上街喝啤酒去了，将近十点才打着饱嗝、口吐酒气回来，而我们在餐厅看《加里森敢死队》比他们回得更晚。
夏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会到操场上纳凉。不远处不知是谁的收音机，收听的竟然是台湾电台：“各位听众，《自由中国之声》现在播报新闻”那时对台湾的电台刚刚开禁，来自海峡对岸的声音，为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陈亚东带来了炒面，油和着米粉炒成的，给我们每个人尝了一点。这样的大方简直是诲盗。于是，有一天他不在宿舍的时候，不知谁领头，小心翼翼地挪开锁着的包链，一匙一匙地偷出炒面，一人两匙，见者有份，嬉笑着再尝一次。等他回到宿舍的时候，我们依然口齿留香呢！到现在我们谁也没告诉他！
这些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都在昨天，然而它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人的记忆非常古怪，年轻时那么一二十年好像不知经历了多少事情，而以后的几十年能够记得的却寥寥无几。有点像倒进杯子的啤酒，杯底只有半杯，总比杯子上那看似空间很大的泡沫分量多。
三十年过去了，就像乘车行路，王正平、钱虎林已经匆匆下车，只留下他们永远年轻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回荡。而我虽然不是林黛玉那样的金枝玉叶，却也落得个“多愁多病身”。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格外思念当年的那些弟兄，还有那间宿舍。然而“近乡情更怯”，在这“三十年再会”的前夕，我的心突然开始忐忑不安。时过境迁，我们的那间宿舍还在吗？那可是我青春记忆的锚呀！没有了它，我的记忆如何停泊？还有弟兄们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头发开始花白？脸上皱纹深似刀刻？真怕再见时，让这些模糊了对他们美好青春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