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初去师范报到，在分班名单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妈妈见到右上角写着班主任的名字：石XX。说：“巧了，你们班主任也姓石。”我说：“姓石的人多了去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到了老师处，妈妈一边帮我报名，一边问：“石老师，您是哪里人？”
石老师说：“我泰州姜堰的。”
“我们也是姜堰的！您姜堰哪儿的？”
“我是姜堰城西那一带的。”
“我们也是城西那块儿的！”妈妈的声音不由地提高了一个音阶，“您是哪个村的？”
“石黄的。”
“我们也是石黄的，”快乐的心情点燃了妈妈的双眸，声音颤抖起来，“你是哪家的？”
“我爸爸叫石XX，我爷爷叫石XX。”
他见我妈不认识，就主动询问起来：“你是哪家的？”
“洋兆本，认识不？”
“认识，认识。穿洋装，做洋菜，在我小的时候，他路过我们这儿，经常给糖我们这些孩子吃。”
……
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爷爷名声在外。时光飞逝，又至寒冬。爷爷，已经去世整整20年，如果能活到现在，已经94岁了。但只要提及他的名字，周围的几个村子，三十五岁以上的男男女女几乎认识他，记得他。
人们为什么习惯喊他“洋兆本”，而不喊他“石兆本”呢？因为爷爷出身大户人家，对穿着打扮很是讲究，尽管后来家道中落，仍然十分注意自身的形象。在不干活时，上身着黑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亮亮的，有时风大，还戴一顶黑礼帽，再骑着擦得锃亮的凤凰自行车，宛如旧时骑着骏马驰骋的公子。这样洋气的打扮，在朴实无华的农村显然是一道风景，所以有些人就称他为“洋兆本”，久而久之，这个称呼就喊习惯了。
爷爷是个厨师。他的手艺是他年轻时在上海闯荡时习得的。我的曾祖父去世得早，家道中落，年轻的爷爷只得独自闯荡上海滩。要在繁华的城市填饱肚子，就得习得一技之长。于是他就拜在一位有名的厨师门下，苦练厨艺，厨艺与日俱增。大跃进期间，公社的集体食堂就在我家，爷爷就是掌厨之人。改革开放以后，年近花甲的爷爷与人合开了一家小饭店。因为烧的菜好吃，村子上哪户人家要是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请爷爷去掌勺。在人们眼里，一个个常见的厨具，一篮篮普普通通的食材，一些简简单单的调料，在爷爷的手里洗来切去，煎、炒、蒸、炸、焖、炖……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便呈现在你的眼前。它们冲击着你的视感觉、味神经，激起人大快朵颐之欲望。
每次出去办喜宴回来，爷爷的口袋总是鼓鼓囊囊的，不用说，肯定是给我带了糖。我跑过去，一把抱住了爷爷，爷爷乐呵呵地看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把裹着彩色糖纸的喜糖，剥了一块我最喜欢的“大白兔”，笑盈盈地把奶糖送到我嘴里，爷爷对我甜甜的爱顿时融化在我心中！
为了节约成本，爷爷还承包了鱼塘，把河里的大鱼大虾捕上来供做菜用。就连那大炉灶里烧的黑溜溜的煤球，也是他亲手一块一块地做的。每天早晨，爷爷会把自己做的肉圆、虾球、鱼饼运到离饭店不远的石黄闸桥边儿上卖。他每一次出摊儿都带着那把二胡，等过了晨市的高峰期，他经常让我坐在他身边，听他拉拉二胡。那优美的琴声在喧闹的人群中，增添了一份祥和和轻快。这二胡声像一股清泉流进了我的心田，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艺术的种子。
每年的十月十五，我们那边都要“行会”。爷爷也是行会的组织人和策划人之一。在行会之前，爷爷还要嘱咐个个方阵行会的注意事项。唯一留在脑海里的一个画面是，那天行会就要开始了，爷爷见挑花担的几位大妈，走碎步的步法和姿势不够标准，一把接过一个花担，有模有样地示范起来。经过爷爷耐心地示范和细致地讲解，挑花担的几位大妈挑出了韵味。而他甘当绿叶，穿着他那常穿的黑色中山装，戴上黑色礼帽，插科打诨，搭挡说唱，并用二胡伴奏，充当起男丑角。看着他那惟妙惟肖的表演，人们个个赞叹不已，在一旁的我见到这一场景也很是自豪。
可是，我再也听不见爷爷那优美的二胡声，我再也看不见爷爷那慈祥的笑脸了。那天早上，爷爷早早地出去给人置办宴席。冬天天冷，他有点感冒，又呛了不少油烟，所以咳嗽不止。中午忙好了午饭，他就到村上的医务室看看。那个医生正在打麻将，连皮试都没有做，直接给我爷爷打了一针青霉素，结果我爷爷因青霉素过敏当晚就离开了我们。
在爷爷火化的那一天，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殡仪馆。当时我还小，不懂事，看到家人们都挤在那扇铁门外向里哭，我很是疑惑，仗着身子小，挤到前面，往门缝里一看，看见一簇火焰燃烧着爷爷的遗体。在那一刻，我明白了生和死是什么，我知道爷爷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些记忆被冬日里的阳光照耀着愈发明亮，它们不再是黑白的片段，它们因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而慢慢变得有声有色。
爷爷呀，有个小傻瓜还在等你回家烧饭、炒菜给他吃，他经常在梦里听到你那古朴悠远的二胡声……只要忆及你的梦里，就有那如大白兔奶糖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