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鸟啾啾，一只雀斜穿窗外阳光，飞过对面人家的阳台，不知了去向。
翻开一本红色封面绘本《安娜的新大衣》，内页，破破烂烂歪头歪脑的楼群里，一位母亲从二楼窗口伸长手臂召唤街上高举双臂的小女孩。这幅画面交代故事背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真实故事。战争很残酷，妈妈却很温情。安娜的那件蓝色大衣已经磨薄了，且太小了。妈妈没钱为安娜买大衣，用爷爷留下的金表到牧场换了一大袋羊毛，用一盏台灯换老婆婆为她们纺线，采成熟的越橘做红色染料，将羊毛线染红，用宝石项链换织布阿姨给她们织布，用陶瓷茶壶换裁缝伯伯为安娜做了双排扣红色羊毛大衣。穿上新大衣的安娜实在好看。
战乱本令人愁苦，但安娜的妈妈没有抱怨，没有气愤，资源短缺没能挡住妈妈给安娜做一件温暖的红色羊毛大衣。
读故事最奇妙的是，它能打开你记忆的匣子。那天刘华和爱林在我家吃饭说起小时候的我和刚工作的我，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她们是多么羡慕。不知道别人读了这个故事会勾起什么，我想起了妈妈买给我的黄金手镯，从来不穿金戴银的我，猛然悟出这金手镯原来有着安娜爷爷金表的意义。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红色风衣，红色小西服，红色青果领上衣，红色波点连衣裙，红色卡曲大衣……一件件新衣服像动画一样在眼前、在脑海飘舞。
闺蜜常常说起我妈，给我做那么多好看的衣服。这些在童年伙伴口中觉得好看的衣服在当时的我只觉稀松平常，还常常嫌弃红色太红，在人群里太显眼。可是妈妈就是喜欢给我做各种红色衣服。
一个午后，一块折叠成方块的红色涤纶布料斜放在妈妈的裁衣板上，布料上凹凸的纵条显出布匹的立体，红色偏酒红，记不清布料的来处了。妈妈拿着皮尺给我量身，量肩膀，量手臂，量后身从脖子到臀部的长度，量从腰到脚面的长度。妈妈翻开裁剪书，一套圆角儿童西装图看起来很是洋气，妈妈问我就做这个式样好不好。我当然觉得好看，妈妈有天生的审美眼光。整个下午小小的我就盯着妈妈的双手，看着划粉一会儿直线，一会儿弧线，缝纫大剪刀在布块上咔叽咔叽地游走。长长短短的，方方条条的布块堆放到缝纫机旁了。听得缝纫机“笃笃笃笃笃笃”地飞针走线地缝合，而后锁边儿，熨烫，搭配上双排四颗纽扣。暮色笼来的时候，一套崭新的酒红小西服就贴合到童年的我的身上了。妈妈前前后后捏捏这，掸掸那，合身，出去显摆去吧。
说起裁剪书，妈妈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她读裁剪书的经历。她以为有点文化的爸爸能看得明白裁剪图那满页密密麻麻的数据，弧线，斜线，前片，后片，胸围公式，腰节位置，领口标注，缝头数据，几分之几。就是今天读了几十年书的我，看了也是一头雾水。得到爸爸坚决的“不懂”的回复后，妈妈气得恨恨的，她以为爸爸是不耐烦，不教她，自己闷头计算，对着实物摸索、对照。有一天突然算出了跟裁剪书上一致的数据，从此打通了任督二脉似的，中式、西式，套装、裙子，只要有图，妈妈都能做得挺括合身。
妈妈会做衣服就成了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我的一大福利。记得小时候的我，穿的最多的就是波点裙子，白底小红点子的喇叭连衣裙，配上小盆领，泡泡袖。小红点子穿够了，再做一件蓝色波点的圆领泡泡袖连衣裙。后来泡泡袖穿腻了，妈妈又捧出裁剪书，跟我商量着创新，这次买了深红大波点的布料，在裁剪书上看中了蚌壳袖子，大摆裙也不想穿了，做个旗袍式吧，妈妈说这叫中西结合，我说叫“蚌壳袖子旗袍式”。波点裙伴着我长大了，读初中了，蓝色白色成了主色调。大盆领白衬衫，蓝色海军领连衣裙，领边儿上的白杠笔直笔直的缝线足以看出妈妈多年的手艺。
衣服的更换中，我工作了，更不得了了，工资老是换成一本杂志《上海服饰》加一块块雪纺、羊毛、棉麻布料。《上海服饰》上时常有流苏、镂空的设计。妈妈买来一团长绳，来回折起，紧密排列，缝上衣服，一根根剪开，再在一根根绳头打结，胸前背后两排流苏加裙前V型流苏张扬地显示着这套衣服的个性。镂空也难不倒妈妈的手，妈妈用两根长长的布条缝出两根细细的长带，在腰节处摆列出一圈连环×，上下缝结，一件麻料镂空套裙就制成了。老同事说起当年，总要提到这两套衣服，说这个丫头，妈妈不晓得给她做了多少时尚新潮的衣服。
书页里裁缝店的橱窗里，安娜的大红羊毛大衣挺括地挂着，下面一把缝纫服装剪，旁边散落着缝纫线卷。安娜的妈妈给予了安娜温饱的同时，还想着给成长发育中的孩子一件合身的新大衣，让人克服了战后的残破与伤感。一股温情扑面而来，时光机穿越，八十年代初期，我的妈妈给了我一个小女孩多么美好的童年。我常常想问妈妈，当别人家孩子过年时才穿上新衣的时候，你为什么舍得给我一年四季的新衣服。我总怀疑我妈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她懂得给孩子安全稳定的童年生活，用来治愈未来长长的人生。而我依稀记得我们家前后屋，前排两间瓦房，后排两间草房，并不是富足人家。